大卫·哈维：面对新冠病毒的集体困境，我们需要集体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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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面对新冠病毒的集体困境，我们需要集体地应对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病引发的危机，是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思想的机会。度过危机的紧急措施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可以如何建立一个不受资本约束的不同社会。

David Harvey, We Need a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e Collective Dilemma of Coronavirus, Jacobin Magazine, April 24, 2020.

Source: 

https://jacobinmag.com/2020/4/david-harvey-coronavirus-pandemic-capital-economy

题图：一名警察穿过近乎空荡荡的纽约时代广场，2020年3月12号。David Dee Delgado / Getty

城读按：本文翻译2020年4月24日大卫·哈维在Jacobin杂志发表文章，受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和国家财富思想的启发，哈维畅想一个替代性社会，劳动者每天只需工作六小时，其他时间可以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在五一劳动节之际读来，意味深长。

我是身处纽约新冠病毒危机之中写下这篇文章的。究竟要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实难知晓。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反资本主义者通常会走上街头，示威抗争。

相反，在这一需要集体行动的时刻，我却处于自我隔离的尴尬状态。但借用卡尔·马克思著名的说法，我们不能在自己选择的境况之下创造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如何最充分地利用我们所有的机会。

我个人的状况还是相对优越的。我可以在家继续工作。我没有失去工作，而且还能拿到工资。我所要做的就是躲避病毒侵袭。

由于年龄和性别的原因，我属于易感人群，所以最好避免与人接触。这让我在各个Zoom会议之间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和写作。但我想与其纠结于纽约疫情的特殊性，不如就可能的替代方案提供一些思考，并提出问题：一个反资本主义者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新社会的要素

我先从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革命运动所发生之事的一个评论开始。马克思如是写道：

“工人阶级并不期望公社会出现奇迹。他们并没有现成的乌托邦，可以通过人民的政令推出。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并与之一起实现当前社会由于自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于更高的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改变环境和人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陈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所孕育的新社会的要素”。

让我对这段话发表一些看法。首先，当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思想是有所反对的，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法兰西有许多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空想家。此乃继承自约瑟夫·傅里叶、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埃蒂耶纳·卡贝、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等人的传统。

马克思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都是梦想家，他们不是要实际改造此时此地的劳动状况的劳动实践者。要想改造此时此地的状况，就需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但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革命工程必须集中于工人的自我解放之上。这个提法中的“自我“部分很重要。任何改变世界的重大工程，都必须要改造自我。所以，工人也要改变自我。在巴黎公社发生之时，马克思就非常重视这一点。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资本自身实际上创造了改造的可能性，经过长期的斗争，就有可能“解放“出一个新社会的轮廓(lineament)，它可以把工人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革命的任务是去解放这个新社会的要素，它们已经存在于陈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子宫里。

解放潜力

现在，让我们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陈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显然，它孕育着各种丑恶的东西——比如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我并不特别希望看到这些东西被释放出来。但马克思并不是说 "把那个陈旧的、可怕的崩溃中的社会秩序里面的全部和一切都解放出来。"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崩溃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选择那些有利于解放工人和工人阶级的东西。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可能性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马克思在他论巴黎公社的小册子中并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但他许多早期的理论著作已经揭示了工人阶级建设性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其中马克思花费大量笔墨加以论述的一处可见于马克思在1857-58年的危机岁月里所写下的复杂但未完成的鸿篇巨著《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中。

《大纲》中的某些段落揭示了马克思在为巴黎公社辩护时的真实想法。“解放”的思想涉及到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所发生之事的理解。这正是马克思一直在努力理解的内容。

在《大纲》一书中，马克思对技术变革和资本主义内在的技术动力性(technological dynamism)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他所阐明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大量地投资于创新，大量地投资于新的技术和组织可能性的建设。这是因为，作为资本家个体，如果我和其他资本家竞争，如果我的技术比对手的技术更胜一筹，那么我就会获得超额利润。因此，每一个资本家个体都有动机去寻找比其他企业所使用的技术更有生产力的技术。

正因为如此，技术动力性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之中。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写于1848年）伊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解释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永久革命性特征的首要力量之一。

资本主义永远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技术。资本主义将不断地寻求改进技术，因为它总是会奖励拥有更先进技术的人、企业或社会。拥有最先进、最有活力的技术的国家、民族或势力集团，就会成为领导者。所以，技术动力性固化于资本主义的全球结构之中。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技术创新

马克思对于技术创新的观点既富有启发性，也很有意思。当我们想象技术创新的过程时，我们通常想象某人在制造某物或其他什么东西，并在他们所造之物中寻求技术改进。也就是说，技术动力性是相对具体工厂、具体生产系统和具体状况而言的。

但事实证明，许多技术实际上会从一个生产领域溢出到另一个生产领域。它们成为通用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又如，任何人、任何行业都可以使用自动化技术。

马克思注意到，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英国，新技术的发明已经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行业。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那些生产纺织品或类似产品的企业才会对提高雇佣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的新技术感兴趣。相反，企业家们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可以在各地推广使用。

马克思时代最佳和最早的例子就是蒸汽机。蒸汽机具有广泛多样的应用，从煤矿的排水，到制造蒸汽机和修建铁路，同时也被应用于纺织厂的动力织布机上。所以，如果你想进入创新行业，那么工程和机床行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整个经济——比如在伯明翰市周边出现的专门从事机床制造的经济——不仅面向新技术的开发，而且面向新产品的生产。即便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创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陷入停滞

在《大纲》中，马克思详细探讨了如下问题：当技术成为一种商业，当创新创造了新市场，而不是作为对某种具体的、预先存在的市场需求的回应而发挥作用时，会发生什么？于是，新技术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活力的前沿。

其后果是广泛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技术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永远不会固定下来，很快就会过时。追赶最新技术的压力很大，而且成本很高。加速淘汰对现有企业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

尽管如此，社会的整个行业——电子、制药、生物工程等，都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谁能创造出吸引人的科技创新，比如手机、平板电脑，或者有着最丰富应用的科技创新，比如电脑芯片，谁就有可能胜出。所以，这种技术本身成为一种商业的思想，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的论述中占据绝对核心。

这正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生产方式的所在。人类历史中创新能力无处不在。在中国古代，甚至在封建社会里也有技术变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技术变成了一种商业，技术变成了一种通用产品，出售给生产者和消费者。

这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演进的关键动力之一。这就是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不论我们喜欢与否。

机器的附庸

马克思接着指出了这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为了使技术成为一种商业，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调动新形式的知识。这就需要把科技应用视为对于世界的独特理解。

新技术的实地创造与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和学术学科的兴起成为一体。马克思注意到，科技应用和新形式知识的创造如何成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本质。技术动力性与科技新知和对世界革命性新认知的产生的动力性相联系。科技领域与新知识和新理解的产生和动员相融合。最终，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机构，类似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从而促进这种发展。

然后，马克思接着问道：这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过程有何影响，它又如何影响劳动（和工人）融入这些生产过程的方式？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比如说15世纪和16世纪，劳动者一般具有生产资料（必要的工具）的控制权，并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熟练的劳动者成为某种知识和某种理解的垄断者，马克思指出，这种知识和理解总被视作一门艺术。

然而，到了工厂体系的时代，特别是到了当代世界，这种情况不复存焉。劳动者的传统技能变得多余，因为技术与科学取代了传统技能。科技以及新形式的知识被纳入机器之中，艺术消失了。

于是，马克思在《大纲》中一组不同凡响的段落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企鹅版的第650至710页）谈到了新技术和新知识嵌入机器的方式：它们不再处于劳动者的大脑里，劳动者被推到一边，成为机器的附庸，只是一个机器操作工（machine-minder）。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曾经属于劳动者，并赋予他们某种相对于资本的垄断权，都消失了。

曾经需要劳动者技能的资本家如今摆脱了这种束缚，技能体现在机器上。通过科技产生的知识流入机器，机器成为资本主义活力的 "灵魂"。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状况。

解放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活力依赖于由科技动员所驱动的永恒创新。马克思在自己的时代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早在1858年就写下了这一切！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是，这已经变成至为关键、至为重要的问题。

人工智能（AI）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论问题的当代版本。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人工智能通过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在生产中应用（或可能应用）到什么程度。其明显的后果将会取代劳动者，事实上，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想象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能力而言，将进一步解除和降低劳动者的地位。

这就导致马克思在《大纲》中做出如下评论。让我在这里直接引用，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实在精彩绝伦。

“生产过程从简单劳动过程转变为科学过程，迫使自然的力量屈服于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这种转变看似以固定资本的品质出现，与人类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一切劳动的力量都被转移到资本的力量当中”。

现在，知识和科学专门技术都处于资本家掌握下的机器之内。劳动的生产力量被转移到固定资本中去，而固定资本是外在于劳动的东西。劳动者被推到了一边。因此，就生产和消费而言，固定资本成为我们集体知识和集体智慧的承载者。

马克思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崩溃的资产阶级秩序所蕴含的可能有益于劳动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在无意中——将人类劳动和能源支出减少至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劳动，同时也是解放的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诸如自动化或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劳动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自由发展

在前述从马克思所论巴黎公社的小册子中引用的那段话中，劳动和劳动者的自我解放是核心问题。这种状况（劳动和劳动者的自我解放）值得欢迎。但是，是什么让这种状况具有如此潜在的解放性呢？

答案很简单。所有的科技都在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个看管所有机器的劳动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商品。这里再次引用马克思《大纲》。

“到了大工业发展的程度，真正的财富创造就不再那么依赖于劳动时间和雇用的劳动数量，而更依赖于劳动时间内所引发的能动性的力量，其”强大的效率“本身与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完全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普遍状态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而真正的财富表现在——大工业揭示了这一点——应用的劳动时间与产品之间巨大的不相称”。

但是后来——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当时一位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补充道："当一个国家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不是12小时的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富裕。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控制...而是对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来说，在直接生产所需要时间之外的可支配时间。"

正是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产生了“个性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包括工人的个性。顺便说一下，这句话我以前说过，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马克思始终、一直在强调，集体行动要推动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这才是集体行动的终点。那种认为马克思一切都是为了集体行动、压制个人主义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

实际上恰恰相反。马克思赞成动员集体行动，以此获得个人自由。我们稍后再来讨论这个观点。但是，这里的关键目标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潜力。

必要和非必要的劳动

这一切的前提是 "必要劳动的普遍减少"，即社会日常生活再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意味着社会基本需求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满足。如此就会有充裕的可支配时间，使个体潜在的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潜力得到释放。

起初，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有时间，但最终，它将为每个人创造自由的可支配时间。也就是说，解放个人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关键，因为你可以通过使用先进技术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马克思说，问题在于，资本本身是一个“流动的矛盾(moving contradiction）“。它 "力争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又把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唯一的衡量标准和来源"。因此，一方面它减少必要形式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真正必需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它增加非必要（superfluous）形式的劳动时间。

现在，非必要的形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问题是，谁将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的问题，并不是说剩余价值不可得，而是说剩余价值不能为劳动所得。虽然“一边是创造可支配时间“的倾向，但另一边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 "将其转化为剩余劳动"。

它实际上并没有被用于解放劳动者，尽管它本可以如此。它被资产阶级用于中饱私囊，即资产阶级内部通过传统手段积累财富。

中心矛盾在于此。马克思说，“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嗯，“他说，”你可以用金钱的数量和某人支配的其他一切东西来理解它。“但对马克思而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是一个每天工作六小时而不是十二小时的国家。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整个社会中每个人在直接生产所需时间之外的可支配时间。"

那就是：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将以我们每个人有多少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来衡量，可以不受限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而马克思的论点是这样的：你需要一个集体运动来确保这样的社会能够被构建。但是当然，前路的障碍是主导的阶级关系和资产阶级权力行使的事实。

封城之下

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我们目前的封城和经济崩溃的状况，与马克思的论述形成有趣的回响。我们许多人都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中，个体上说，我们有了很多可支配的时间。我们大多数人都困在家里。

我们不能去上班；我们不能做我们平时做的事情。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做什么？当然，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那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已经到了这种状况，我们有大量可支配的时间。

第二件事是，当然，我们现在正经历大规模失业。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2600万人失去了工作。现在通常人们会说这是一场大灾难，的确，这是一场大灾难，因为当你失去了工作，你就失去了到超市买东西再生产自身劳动力的能力，因为你没钱了。

很多人失去了医保，还有其他许多人难以获得失业救济金。由于房租或房贷到期，住房权岌岌可危。美国大部分人口——可能多达50%的家庭——在银行里没有超过400美元的多余现金来应付小的紧急情况，更不用说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面危机了。

新工人阶级

这些人可能很快就会流落街头，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面临饥饿的威胁。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透视这种情况。

被期望照顾日益增多病人的劳动力，或者提供最起码的服务，以维持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劳动力，通常是高度性别化、种族化和民族化的。这就是处于当代资本主义最前线的 "新工人阶级"。其成员要承担两个负担：一来，他们是最有可能因为工作而感染病毒的工人，二来，他们有可能因为病毒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而被裁员，失去经济来源。

美国当代的工人阶级——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工薪妇女组成——面临一个丑陋的选择：要么在照顾他人和保持关键供应服务开放（如杂货店）的过程中感染病毒，要么是没有福利（如足够的医保）的失业。

长期以来，这类劳动力被社会化为良好的新自由主义臣民，这意味着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只能责怪自己或上帝，但从不敢提出资本主义可能是问题所在。但是，即使是良好的新自由主义臣民也能看出，应对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方式有问题，他们必须不成比例地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再生产的的负担。

创造新社会

为了摆脱应对新冠肺炎的严重危机，必须采取集体形式的行动。我们需要集体行动来控制病毒蔓延——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等类似的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是必要的，如此方能最终解放个体去按我们喜欢的方式生活，而现在我们不能做喜欢的事情。

这其实是一个绝佳的比喻，可以用来理解资本究竟为何。它意味着创造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不能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的社会，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资产阶级生产财富。

马克思可能会说，好吧，也许那2600万失业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某种办法赚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买到他们生存所需的商品，租到他们所需的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追求摆脱异化的工作、获得大解放呢？

换句话说，难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有2600万人需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从事他们之前一直在从事的相当糟糕的工作，这样就能走出危机吗？我们真的想通过这种方式走出危机吗？抑或我们想问：是否有某种办法来组织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每个人都有一个体面的住处，我们可以暂停驱逐，每个人都可以免租生活？这难道不是我们可以认真思考创造替代性社会的时刻吗？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和足够的老练去应对这个病毒，那为什么不同时用来对付资本呢？与其说我们都想回去工作，把那些工作找回来，把一切恢复到这场危机开始之前的样子，或许我们应该说：为什么我们不通过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来走出这场危机？

为什么我们不把目前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孕育的那些要素——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解放出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变迁和组织形式，以便我们能创造一个与以往存在的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同的东西？

替代性社会一瞥

毕竟，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之下，我们已经在尝试各种替代性制度，从向贫困社区和贫困群体免费提供基本食品，到免费医疗，经由互联网提供替代性准入结构，等等。事实上，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已经一展无遗——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右翼和资产阶级如此急于让我们回到以前状态的原因。

现在正是深入思考一个替代性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机。这一刻，替代性社会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不应只是以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方式回应说：“哦，我们必须立即找回那2600万个工作岗位“，也许我们应该考虑扩大一些已经在进行的事情，比如组织集体供应。

这已经在医疗领域发生，并且食品供应甚至熟食供应的社会化也在开始发生。目前在纽约市，有几家餐厅系统还在继续营业，幸而有捐款，他们实际上在为那些失业、无法应对困难的大众提供免费餐食。

与其说，"好吧，这只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不如说，此刻我们可以开始告诉那些餐馆，你们的任务是喂养人口，让每个人每天至少吃上一两顿像样的饭菜。

社会主义想象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社会的要素：比如说，很多学校提供校餐。所以，让我们继续这样做，或者至少学到经验，如果我们关心的话，什么是可能实现的。这难道不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社会主义的想象力来构建一个替代性社会吗？

这不是乌托邦。这是在说，好吧，看看上西区所有那些餐馆，都已经关门了，沉寂地坐落在那。让人们回来吧——他们可以开始生产食物，养活街上和家里的人口，他们还可以把食物送给老人。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个体自由，我们需要这样的集体行动。

如果现在失业的2600万人必须回去工作，那么也许他们应该每天工作6个小时而不是12个小时，因此我们可以庆祝对于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的意义有了不同的理解。也许这才有可能使美国真正伟大（让”再次”烂在历史的尘埃里吧）。

这正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观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断宣扬的虚假的自由和解放相对比，真正的个人主义、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这样，我们每天只需工作六个小时，我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其他时间。

综上，现在不正是一个有趣的时刻，让我们真正去思考建设一个替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性和可能性吗？但是，为了走上这样一条解放道路，我们首先要解放自己，看到一个新的想象与新的现实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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